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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成章,陶成章案

    原标题:陶成章案



  文图/巍 子

  经费风波

  在清朝末年,身为光复会(1904年成立)领导人的陶成章坚持反清,与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时目标一致,都是要“光复中华、驱除鞑虏”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,合二为一,拥戴孙中山为总理。

  光复会、同盟会两个会派虽然合并了,但它们的下层组织还是各自为政,同盟会管着同盟会的人,光复会管着光复会的人。孙中山这边有黄兴、宋教仁等人,陶成章这边有章太炎、蔡元培等人,双方各自谋划,各自行事。比如徐锡麟就没有加盟同盟会,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谋划江、浙起义之时,也只是光复会内部独自策划。秋瑾、徐锡麟遇害后,孙中山还称呼他们为“同志”,表示哀悼之情。起初的这两年,也正是同盟会与光复会的蜜月期。

  1907年,清政府施压日本政府,要求驱逐反清人士孙中山。日本政府不愿得罪清朝,于是出钱5000日元,加上日本商人铃木久吾郎也赠送10000日元,共计15000日元,请孙中山暂离日本。这笔经费也给日后的同盟会内部分歧埋下隐患。

  当时同盟会在日本办有报刊一份,名为《民报》,由章太炎做主编,宣传革命思想,影响很大。孙中山离开日本去南洋时,留下2000日元作为《民报》维持费,却没有对同盟会说明接受过日本政府的钱。章太炎与陶成章及其他不少同盟会会员坚持认为东京是同盟会总部,孙中山应该将日本商人铃木久吾郎赠送的10000日元全部留下作为经费才对。本来章太炎他们心里就对孙中山不满,却不料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5000日元的事情又被北一辉等日本人给捅了出来。这下,事情就愈加凌乱起来。

  东京同盟会认为接受日本政府馈赠是“贿赂”,是“屈辱”,孙中山应该抗争,而不是“如丧家狗般被逐”。章太炎更是书生气大发,把挂在《民报》的孙中山头像撕下,在上面批写:“卖《民报》之孙文应即撤出”,并把头像寄给已前往南洋的孙中山。

  后人评价此事,认为孙中山既为同盟会总理,就应该把接受赠款之事向同盟会说明,至于钱怎么用,可以商量,而不该隐瞒不说;针对当时反对孙中山的章太炎、陶成章及同盟会的宋教仁等人的行为,则认为他们应该相信孙中山的伟人情怀,不该把事情闹大,扩大同盟会内部间的矛盾。

  日本经费事件之后,虽然经过黄兴居中调停,双方表面暂时和好,但是经过这次事件,孙中山不再重视东京同盟会总部,而是转而在南洋设立同盟会分部。在南洋同盟会分部的规章制度里,并没有写明与总部之间的关系。在孙中山眼里,南洋的同盟会并非东京同盟会组织的下属组织,既然自己在南洋,南洋的同盟会就是事实上的总部。

  明码事件

  1907年秋,孙中山与黄兴谋划在广东南部组织起义,委托日本人萱也长知在日本购买武器支持国内起义。冯自由(孙中山当时的秘书)听命从香港汇款10000日元给萱也长知,购买了2000支村田式快枪及子弹。

  不料,日本人平山周及和田三郎在东京《民报》谈起此事时,说购买的村田式快枪老旧不堪,不能使用。此话传到章太炎耳朵里,他立马发起火来,说孙某这不是叫同志去送命吗?要阻止他!于是章太炎、宋教仁、陶成章以《民报》的名义,用明码发电报给在香港的冯自由,要求他另行购买武器。

  孙中山得知此事后,心中也是极为不悦,他致电东京本部,责怪章太炎泄露军事机密,并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归于章太炎的明码电报。日后冯自由在回忆里说,章太炎不懂军事,村田式快枪在日本虽然不堪用,但是比清军的武器要好,而且在后来的武昌起义中,不少义军用的就是村田式快枪,所以购买村田式快枪没有问题。至于孙中山将起义失败归咎于那份明码电报,冯自由也不认同,说其实那场起义在电报之前就取消了,所以不可能有什么造成起义失败之说。

  不过在当时,气头上的孙中山还是通知在日本的宫崎滔天(最早赏识、推崇并撰文推介孙中山的日本人士,国人最早也是从章太炎翻译的他的文章中才知道孙中山的),表明不再信任北一辉、章太炎、宋教仁等人,以后机密事一概不许向这些人提起。孙中山还电告章太炎,以后不许参与军事上的事情。而留守东京同盟会总部的人则要求孙中山下台,举黄兴为继任。

  之后由于黄兴一再调停,风波才平息下来。但孙中山对东京本部更加不闻不问了。明码电报事件更加深了双方的隔阂。

  南洋筹款

  1908年,由于资金不足,《民报》的经营陷入困境,主编章太炎常常只能啃麦片度日。不得已,章太炎呼吁在南洋的孙中山接济《民报》,但是却得不到确定回音。章太炎于是派陶成章远赴南洋筹款。孙中山得知后,明确表示反对,说南洋贫瘠,且资本家也不多,不如在东京筹款为好。但是陶成章还是毅然前往南洋。

  到达南洋的陶成章已经身无分文,通过华侨好不容易找到孙中山。陶成章要求孙中山支援《民报》3000元作为维持费用,孙中山表示难以筹款,并把手表摘下给陶成章,要他变卖为经费。陶成章不满意,两人于是天天为经费吵架。情急之下,陶成章决定自己出面筹款。

  然而,陶成章在南洋人生地不熟,要得到华侨的捐款谈何容易。于是陶成章把秋瑾及徐锡麟的事迹编写成册,希望通过宣传两位烈士的事迹,取得华侨的支持。然而孙中山的人却如影随形跟着陶成章,对陶成章的筹款活动进行妨碍。“忌者益切,散布谣言,诬为保皇党,遣人暗杀,幸得李燮和等力为辩解,得免于难”,陶成章南洋筹款受阻,心中愤懑,认为全是孙中山暗中捣鬼,于是联合南洋革命党人,以七省同盟会员的名义向东京同盟会总部提交《七省同志致同盟会总会书》,揭发孙中山在南洋的“罪状”,提出要罢免孙中山。黄兴则既不同意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指责,也不同意孙中山指责陶成章为“保皇党”、清政府密探的说法,继续做中间调停人。

  当时,东京同盟会员对孙中山看法非常大,在孙中山回到东京后,同盟会总部开会时谈及“经费”,孙中山说钱是我募捐得来的,没有必要报告。总部立刻有人反驳,钱虽然由你募捐得来,但你是用同盟会名义募捐的,怎么能不公开呢?同盟会老会员谭人凤在他的自传《石叟牌词》里这么评价孙中山:“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,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,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。观其谋举事也,始终限于广州一隅,而未尝终筹全局;其用人也,未光复以前,视为心腹者,仅胡汉民、汪精卫、黄克强三人,既失败而后,藉为手足者,又仅陈英士、居觉生、田梓琴、廖仲恺辈,而不能广揽人才;其办党也,又以个人为单位,始则放弃东京本部,专注重南部同盟,继者拒旧日同人,邀新进别开生面,非皆局量之小,手段之劣乎?至揣测华侨心理,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,遂不计成败,嗾人轻举妄动,败后无力维持,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,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,靡费及数百万金,无一成功之效果,卒至进退失据,不亦可惜哉!”

  孙中山只在东京短暂停留,其后不告而别。1909年8月,孙中山远赴英美筹款,直到辛亥革命收复南京后才回来担任临时大总统一职。

  看到“倒孙”无望,陶成章等下决心脱离同盟会,恢复光复会。1910年2月,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。

  1911年4月27日,由黄兴指挥,同盟会与光复会合力推动广州起义(黄花岗起义),失败后黄兴逃往香港。

  暗斗沪浙

  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。当时孙中山误判形势,以为革命处于低潮,所以已经远赴美洲。而同盟会的黄兴在武汉参与起义,宋教仁与谭人凤及陈其美在上海活动。陈其美的两个把弟黄郛与蒋介石也来帮忙。蒋介石被派到浙江杭州一带活动,光复会的陶成章与李燮和也在浙沪一带活动。武汉兵变,清廷震动,袁世凯带着北洋系军人,乘机一边打压革命党,一边施压清廷。

  革命党人与北洋军在汉口作战,吃了败仗,汉口丢失。黄兴逃到上海,武汉形势岌岌可危。然而,袁世凯暗示北洋前线军队缓攻革命党,以此为筹码来胁迫清帝退位;对革命党,袁世凯则以清帝退位来换取革命党的支持。此时形势对革命党极为不利,黄兴召集陈其美,要他在上海起义,以援助湖北革命军;而光复会的陶成章与李燮和也在上海、浙江活动,计划在上海起兵(见本刊《民国刺杀案系列之二:陈其美案》)。起义前,光复会与同盟会还互有联系,起义的时间地点也互有透露。

  然而,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在上海不断取得策反清军的进展相比,同盟会这边的陈其美部下就显得力有不足。陈其美召集部下,说李燮和来上海不久,就策反不少人,取得很大成果,你们比他差远了。当时陶成章也在上海帮助李燮和,由于陶成章在浙江拥有众多支持者,所以李燮和在上海的运作也就如虎添翼。不过,陈其美在上海黑白两道同时吃得开,其力量与光复会也不相上下。光复会长于正面突破,陈其美长于一个“诈”字。

  1911年11月3日,革命党在上海起义,4日上海光复。陈其美在光复战役中得到李燮和的相救,得了一条性命。然而通过暗箱操作,光复后不是李燮和而是陈其美成为上海督军。由此陈其美也更觉得光复会及李燮和等人的威胁,首先他暗杀李燮和,不成功后动用黑帮力量,从上海逼走李燮和。

  上海光复后,杭州的革命党决定也立刻起义。由于浙江是光复会的老巢,驻扎在杭州的清朝新兵基本上完全被光复会策反,革命党所要对付的是满洲旗兵。5日,光复会成员朱瑞担任起义司令发动对巡抚署、枪械局及旗营的攻击,蒋介石则担任敢死队队长,指挥进攻巡抚衙门。

  当时蒋介石才24岁,他是10月30日与张群一起刚偷偷从日本军营跑出回国的。原来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,陈其美立刻发电报给蒋介石,要他回国参与起义。但日本军营纪律严明,根本请不了假,而私自离队,则会被当成败坏纪律处置。在得到日本教官暗中提示后,蒋介石与张群申请到48小时的短假,他们正是利用这48小时从日本逃回国内来。10月30日,回国后的蒋介石立刻去见陈其美,被陈其美派到了杭州。

  这次在担任敢死队队长后,蒋介石也没有回130公里外的奉化老家,而是给家里写了告别信,说为了革命要舍身成仁,并劝母亲不要悲伤。蒋母派人到杭州勉励蒋介石:“死生一视于义,勿以家事为念。”年轻的蒋介石为了革命,或者说为了陈其美这个兄长,一切豁出去了。他招募到的100多名敢死队员,是以招“沪杭铁路工人”为名从奉化渔民中招来的。这些渔民先是乘船被运到上海,当天又被火车运到杭州,置于蒋介石的管理之下。

  4日深夜,在出发攻击杭州巡抚署前,蒋介石做了动员,他对刚刚加入的渔民敢死队成员说:“我们的革命,孰胜孰败,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,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,我们这100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;还有,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,这个时机,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”作战没有太费周章,巡抚署迅速就被攻占,不久枪械局及旗营也被攻占,杭州于11月5日光复。不久浙江全省光复。

  杭州光复后,蒋介石立刻回到上海陈其美身边,开始训练新兵。但是几个月不到,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回到日本。

  蒋介石除陶

  照《蒋介石年谱》看,杭州光复后,“公又返沪,助其美谋定全苏”。蒋介石在上海训练步兵一团,称沪军第五团。在当时军事人才缺乏,特别是可信任的军事人才缺乏的情况下,蒋介石对陈其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是,年谱中到这里笔锋一转,说到陶成章:“蓄意破坏同盟会,主拥戴章炳麟(章太炎),抹杀孙、黄历史,并谋刺陈其美,而以浙江光复代之为革命正统。”不仅如此,光复会还找到蒋介石,对其做工作。“公大骇,默忖其计果行,则沪军无主,长江下游必复入混乱态状。”出于忧国忧民的心理,蒋介石“熟权公私利害,决先除陶以安革命全局,事后自承其罪。”似乎蒋介石之暗杀陶成章,全都出于一片赤诚,没有利害打算,也没有指使之人。

  事实上,当时蒋介石刚从日本回国不到3个月,对局势的把握真的像《年谱》里说的那么清楚吗?浙江光复后,陈其美与光复会都盯上浙江都督这个位子,虽然一开始由汤寿潜为都督,但是,这个都督的权力却被光复会及同盟会架空,不久浙江就不得不另选都督,而呼声最高的,最受期待的,就是陶成章。

  当时,光复会的朱瑞带着精兵驻扎在南京,如果浙江也归于光复会,那么江浙两省都在光复会的势力范围,这是陈其美绝不愿看到的。而那时的蒋介石,血气方刚,看到兄长的烦恼,拔刀相助之情萌发,或受陈其美指使也是可能的。并非是《年谱》里事后诸葛似的所谓“大义”。

  蒋介石对陶成章的暗杀,是在杭州光复后的一个半月,1912年的1月14日。当时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,在听闻陶成章被刺后,孙中山及黄兴致电陈其美,要求他彻查凶手。但是,陈其美显然知道凶手就是把弟蒋志清(蒋介石是其后取的名字)。

  《年谱》记载,“是春,国内粗定,公为黄郛部所排挤,且以陶案,为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陈其美,乃避往日本。”

  蒋介石对陶成章的刺杀,远因在孙陶交恶,近因在陶成章与陈其美的利害冲突。而孙中山与陶成章性格的缺陷,使得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“豆萁相煎”的命运不可避免。倘若陶成章性格不是那么激烈,他也不会年仅34岁就他界(逝世)。倘若孙陶之争不存在,以光复会及同盟会的联合力量,当时或许可以与北洋军一战。那样,北伐就不是等到十多年后的1924年才开始。

  (编辑:马小娟)

  




    陶成章,陶成章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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